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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司法部举行工作交流会商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第二次工作交流会商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机关围绕相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交流会商，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最终获益的是人民群众。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第二次工作交流会商会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出席会议并讲话。自去年8月建立工作交流会商机制以来，各级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交流密切、支持配合有力。两部门首次会商形成的《会议纪要》共确定了28项议题，其中21项取得重大进展，4项已经完成。此次会商中，双方围绕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工作衔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合作等方面确定24项具体议题。最高法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淑梅，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振江、胡卫列作了说明。最高法办公厅、立案庭、民四庭、行政庭、研究室负责同志，司法部办公厅、复议应诉局、促进法治局、法律服务局、律师局负责同志结合调研和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深入研讨交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军指出，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机关开展交流会商，是通过能动履职务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结合具体工作落到实处的有效措施。经过近一年的探索，本次会商任务清单目标任务更细、工作要求更实，更有利于精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下一步关键是要把“九分落实”抓得更实，逐项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定期协商沟通，共同推动会商成果尽快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从更高站位推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彰显政治机关的政治属性。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围绕为大湾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把各项惠民便民举措务实抓好，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做实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共同担负起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职责。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出席会议并讲话。贺荣指出，去年院部交流会商机制建立以来，合作不断深化，取得务实成效，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优势。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当前司法行政和审判工作共同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破解的有效措施。要实施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行政审判的信息共享、同堂培训，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依法行政上形成更强合力，努力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要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上取得务实成效，积极构建仲裁、调解、诉讼有效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以法治方式支持港澳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断提高行业监管的针对性实效性，促进依法诚信规范执业，引导广大律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会议还对下一步合作重点、具体措施等进行了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并要求逐一细化落实。（摄影丨孙若丰满博）【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6-06 10:36:2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

全国高考在即，这是事关学生前途命运、家庭切身利益，牵动千家万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考试制度自古以来是国家人才选拔和职业准入的重要方式，关乎人才培养、社会公平和国家发展。公平是考试的灵魂，诚信是考生的守则。考试作弊行为破坏考试秩序和人才选拔制度，妨碍公平竞争，破坏社会诚信，败坏社会风气，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对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作出专门规定。2019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3号，以下简称《解释》）施行，为依法有效打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指引。近年来，受经济利益驱使，伴随无线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考试作弊犯罪的组织化、团伙化程度越来越高，跨地域、大规模、非接触式的有组织的作弊活动逐步涌现，相关犯罪行为愈发隐蔽。少数考试培训机构为牟利，打着“报名调剂”“保录包过”“不过退款”的旗号，大肆向考生提供所谓“助考”服务，诱导考生作弊犯罪。围绕考试作弊，逐渐形成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相互依赖、分工严密的利益链条，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必须依法惩治，对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的，更应依法从严打击。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截至2024年4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案件共4007件，判处罪犯11146人，组织考试作弊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秩序明显好转。为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发布近年来生效的5个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典型案例，以进一步明确裁判标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考试环境。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突出重点依法严惩。对具有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等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监考老师、教培人员等组织作弊（如此次发布的案例一、二），组织多名考生跨省作弊（如案例二、三、五），多次组织作弊（如案例四、五），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如案例四、五）等情节的，特别是对组织考试作弊的始作俑者、考前窃题的“内鬼”、多次组织作弊的累犯惯犯等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同时，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往往一案查处多人，除主犯外，有的是在读大学生因法治意识淡薄、贪图小利被雇用为“枪手”，有的是考生及家长投机取巧而误入歧途，有的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多数在开考前或考试中即被查获、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案件不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后果、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情节较轻、危害不大、认罪认罚的，做到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发挥好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二是全链条依法惩治。近年来，许多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已逐步形成分工明确、配合紧密的犯罪链条，上游有人非法获取试题，中游有专人负责采购或制作作弊器材、招揽作弊“生源”，下游有专业“枪手”负责答题。而有的作弊考生为了降低作弊“成本”或出于朋友“义气”，还非法将试题、答案层层转卖、提供给他人。人民法院在准确查明各被告人参与的不同环节、行为的基础上依法判处各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有关法律和《解释》的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注册建筑师考试、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均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实施组织作弊等行为的，并非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亦应追究刑事责任。除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外，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或禁止令（如案例三）。三是积极促进源头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依法能动履职，通过个案或类案审理发现考试培训乱象、内控机制不完善、行政处罚缺失等突出问题，向教育主管部门、公务员考试主管部门等发送司法建议（如案例五），促进规范管理考试培训，健全行业准入制度和内控机制，清理违法违规机构，升级智能安防措施，强化作弊违规惩戒。许多地方通过组织在校学生旁听庭审、典型案例宣传等以案说法，加强法治教育，既有力震慑了不法分子和试图作弊考生，也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牢固树立诚信意识，自觉抵制考试作弊行为，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发生。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行为，维护公平考试秩序，弘扬诚信社会风尚，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组织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目录1.案例一：陈某等人组织考试作弊、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依法惩治监考人员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犯罪2.案例二：宋某文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教培机构人员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3.案例三：周某光等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在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4.案例四：刘某红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驾校经营者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5.案例五：张某洁等人组织考试作弊，代替考试，伪造、变造身份证案，王某等人代替考试案——依法惩治公务员考试中的组织作弊、代替考试犯罪案例一陈某等人组织考试作弊、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依法惩治监考人员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犯罪（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系湖北省监利市某中学教师、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的监考人员。2020年初，陈某先后邀约被告人谢某、李某军和熊某（另案处理）共谋组织2020年高考考试作弊，谢某联系在读大学生叶某、李某雨、刘某（均另案处理）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经与多名考生家长联系，共收取33.8万元。2020年7月3日至4日，陈某、谢某安排叶某、李某雨、刘某提前入住考场附近酒店。同月5日，陈某购置执法仪、迷你相机等作弊工具，经调试效果不佳遂放弃使用。同月6日，李某军持陈某交给其的准考证、监考证到复印店制作假准考证、假监考证。当日，陈某、谢某、熊某、李某军等人到监利市某高中查看考试环境，后陈某等人与部分考生及家长商谈作弊细节。陈某与吴某强（另案处理）协商，陈某承诺给吴某强的儿子提供高考试题答案，吴某强同意利用自身系考场广播员之便，协助将作弊人员带进考场。同月7日7时许，吴某强驾车将叶某、李某雨、刘某带进考场。11时许，叶某假冒巡考工作人员被学校老师发现并移送公安机关。叶某被抓后，陈某等人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由陈某负责拍摄试卷，谢某、李某雨、刘某在酒店答题，由谢某将答案传递给事前躲藏在考场内的熊某，并让熊某给监考老师送红包。当日14时许，陈某在监利市某中学以监考员身份领取到2020年全国高考理科数学试卷后，在试卷启用前用手机拍摄试题并通过微信发送给谢某等人，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李某军先后自动投案。（二）裁判结果湖北省监利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以窃取方法非法获取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告人陈某、谢某、李某军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情节严重，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陈某身为考试工作人员组织作弊，违法所得在30万元以上，应从重处罚。各被告人认罪认罚，陈某有自首情节，李某军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有自首情节，可以从宽处罚。据此，于2021年2月4日作出判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李某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培养渠道之一，关系学生前途、教育公平和国家未来。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是对考试公平、社会诚信的严重挑战，应依法严惩。本案是一起考试工作人员利用监考的工作便利组织在全国高考中作弊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陈某身为学校老师、监考人员，组织在全国高考中作弊，情节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本案的审理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有力惩处考试作弊、维护教育公平、促进社会诚信的责任担当，同时提醒广大考生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迎接好人生的第一场“大考”，提醒家长切莫误入歧途害了子女一生。案例二宋某文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教培机构人员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宋某文系重庆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从事成人学历提升教育培训工作。2022年8月左右，宋某文与被告人赖某林、魏某等人共谋在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并约定收取每名考生数万元作弊费用。其中，赖某林、魏某负责招收作弊考生；被告人王某甲负责设计用于考试作弊的后台软件，改进信号发射器、接收器等；被告人王某乙负责接收考生资料，为作弊考生缴纳当地社保、制作虚假居住证等，帮助非重庆籍考生在重庆报名。2022年12月，根据宋某文的安排，赖某林等人通知作弊考生提前到达重庆市，将接收器、隐形耳机等作弊设备交给考生，并传授使用方法。同月23日，赖某林与被告人韩某法在重庆市某中学、某师范学院考场外附近架设并调试无线发射设备。次日上午，被告人徐某洋以考生身份进入重庆市某中学考场，拍摄试题后发送给宋某文。被告人黄某铭安排“枪手”熊某攀、翟某宇（均另案处理）在四川省成都市根据宋某文通过网络发送的2023年研究生考试管理类数学试题做出答案，并发送给宋某文。宋某文与王某乙整理答案后，通过网络和考场外架设的设备将答案发送给作弊考生。宋某文团伙在组织考试作弊期间，直接或通过中介人员收取作弊考生费用97万余元。案发当天，公安机关查获作弊工具350余台，查获作弊考生24人。（二）裁判结果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文等11人在法律规定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宋某文等人利用多套作弊器材传递答案，组织多名考生跨省作弊，违法所得97万余元，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据此，于2024年2月2日作出判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文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赖某林等1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徐某洋、王某甲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24年4月1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近年来，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人数屡创新高。一些不法分子瞄准其中“商机”，披着考试培训机构的“外衣”，以承诺“包过”为宣传口号，利用部分考生急于“上岸”的心理，大肆向考生提供所谓“助考”服务。本案中被告人宋某文为谋取不法利益，组建犯罪团伙，从招揽考生、考试报名、选购调试作弊器材、寻找“枪手”答题等环节周密安排、分工明确，通过网络广告宣传及部分教培机构人员作为中介在全国广泛招揽考生，组织多名跨省考生利用无线电传输设备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作弊，违法所得近百万元，严重损害了研究生考试的公平性，侵蚀了高等学历教育的公信力，应依法严惩。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此类案件，坚决斩断不法培训机构及不法分子“助考”的黑灰产业链条，坚决捍卫国家考试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警示极少数想要弄虚作假、不劳而获的考生，为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注入法治正能量。案例三周某光等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在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一）基本案情2021年5月28日，被告人周某光作为2021年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二建考试）陕西省西安市某考点负责人，按照之前与被告人党某江的预谋，在考前通过关闭保密室监控、手机拍照的方式将二建考试试题盗出，以45万元出售给党某江。党某江按照与培训机构的被告人方某的约定，以100万元出售给方某。方某从党某江处获得二建考试试题后，为牟利雇用被告人张某、田某桥等9人组织多名考生作弊。其中，有的负责作为“枪手”答题，有的负责录入、编辑、打印考试试题、答案，有的组织考生到酒店记背答案，将试题、答案投递到考生集中的酒店房间。被告人张某敏、谢某洋、吕某约定寻找渠道获取二建考试答案后共享，各自发展考生出售答案牟利。张某敏与方某联系购买试题及答案，并交付6万元定金。后张某敏、谢某洋、吕某三人分别向20名考生出售、提供试题答案，部分考生又将试题、答案层层出售、提供给他人，甚至发送至有1700余名成员的QQ群。方某还将二建考试答案发送给党某江，党某江又以1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郭某阳，郭某阳随后将答案提供给其他3人用于考试作弊。（二）裁判结果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2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出售试题罪判处被告人周某光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出售试题、答案罪和其判决宣告以前犯的组织考试作弊罪尚未执行的刑罚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党某江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一万元；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组织考试作弊罪和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四万元；分别以组织考试作弊罪或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判处其他2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至十万元，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判决还对部分被告人依法宣告职业禁止或禁止令。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二审判决，因一名被告人有立功表现从轻改判，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为了确保相关从业人员具备执业资质和能力，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前途，对于保障行业规范、执业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建筑师、建造师等执业资格考试成为“助考”犯罪的多发领域。在这类考试中作弊，不仅破坏考试权威、损害社会公平，还会给建筑工程施工埋下安全隐患。本案是人民法院全链条打击跨省组织考试作弊犯罪的典型案例。本案考点负责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出卖考试试题，导致试题和答案被相关团伙或者个人层层转卖、传播，形成了完整的组织考试作弊黑色产业链。一些考生为了降低自己购买试题及答案的“成本”，使试题、答案呈几何级扩散。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据试题和答案的流转路径厘清犯罪事实，对涉案人员分别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试题、答案罪、非法提供试题、答案罪等定罪量刑，全链条从严惩治，坚决维护国家考试的公平公正。案例四刘某红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依法惩治驾校经营者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一）基本案情2012年，被告人刘某红个人经营的某驾校成为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考点。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为增加收入，刘某红组织被告人刘某文、肇某敏、高某、曹某辉、张某宁、富某彬等23人采取修改考试系统后台数据以降低考试难度、指使驾校教练员替考、违规给考生佩戴耳机在考试中远程提示、在考试电脑上安装作弊软件、帮助考生远程答题等方式，组织考生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作弊。经审计，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该驾校非法收入金额共计1466.72万元。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被告人刘某红为使其驾校考场合同顺利履行和考场学员考试作弊不被监管或被发现后不被追究，向公安民警白某、王某、李某（均另案处理）分别行贿47万元、53万元、90万元。（二）裁判结果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红等24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情节严重，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已构成行贿罪。刘某红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刘某红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犯罪事实，对其行贿罪可以从轻处罚。刘某红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以行贿罪、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刘某红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根据其余23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自首、认罪认罚等不同情节，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至五万元，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机动车驾驶事关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驾驶必须经考试取得驾驶人资格有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亦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近年来，一些驾校及驾考教练为了招揽学员、谋取不法利益，推出所谓“VIP会员”“包过班”等“特殊服务”，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点，有的还拉拢腐蚀公安交管部门公职人员。本案为驾校集体作弊案，以驾校校长为首，驾校教练参与其中，有的负责购买作弊器材、开发作弊软件，有的负责向考生介绍作弊流程和方法，有的负责向考官和技术人员支付“好处费”，有的负责宣传作弊方法招揽学员，有的负责科目一、科目四理论考试作弊，有的负责科目二、科目三作弊中的技术支持，涉及人员多、时间跨度长、影响范围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案对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严厉惩处的同时，深挖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的腐败问题，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受贿的人员亦依法定罪量刑，切实维护当地风清气正的驾考环境。本案提醒广大驾校机构及教练应当严格守法，坚守职业操守，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员，广大学员要认真参加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掌握过硬驾驶技术，避免成为“马路杀手”。这既是履行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的要求，又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负责的体现。案例五张某洁等人组织考试作弊，代替考试，伪造、变造身份证案，王某等人代替考试案——依法惩治公务员考试中的组织作弊、代替考试犯罪（一）基本案情2014年至2020年，被告人张某洁、陆某强、李某共谋组织考试作弊，以自身及被告人蒋某、董某圆等数十名高学历人员为“枪手”组建替考“人才库”。通过被告人张某等人介绍，或在互联网投放广告、设置关键词等推广引流，或通过QQ群、微信群等招揽参加国家考试的被告人冯某伟、王某等数十名考生，提供线上报名指导、制作虚假证件、线下替考等“一条龙”替考服务。张某洁等人根据考生性别、面容特征和报考考试种类，从“人才库”中选择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替考，再安排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枪手”面部特征的照片，用于线上报考和提供给被告人黄某水制作虚假身份证件，后由“枪手”持假准考证和身份证混入全国十余省市的考场，利用考试组织部门身份验核漏洞，代替考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89次。张某洁等人还通过上述方式在事业单位考试等其他考试中多次组织作弊。张某洁等人累计收取替考费用逾千万元。百余名考生通过作弊手段成功入职党委、政府、公安、农村基层组织等部门（部分另案处理）。如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王某、童某、褚某危（化名）通过网络联系张某洁替考团伙，要求代其参加公务员考试。张某洁替考团伙组织陆某强等人分别代替王某、童某、褚某危参加某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后帮助王某以笔试第一名入围面试，经面试后王某被录用为公务员，王某向张某洁支付10余万元；童某未入围面试；帮助褚某危以笔试第一名入围面试，经面试后褚某危被录用为公务员，褚某危向张某洁支付14万元。（二）裁判结果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洁、陆某强、李某等16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情节严重，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被告人冯某伟等18人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其行为已构成代替考试罪。被告人黄某水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据此，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判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判处主犯李某、张某洁、陆某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至七十万元不等；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对董某圆等13名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八个月不等，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代替考试罪对冯某伟等1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拘役四个月至二个月不等，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以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水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各被告人追缴相应违法所得。一审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部分找“枪手”替考的考生被另案处理。如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王某、褚某危、童某分别具有的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以代替考试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某、褚某危、童某拘役五个月至三个月，宣告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五千元不等。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近年来，不法分子瞄准考试报名和考场上身份核验漏洞，纠集部分学历高、应试能力强的人员组建替考“人才库”，利用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招揽参加各类人才选拔录用考试有作弊需求的考生，组织“枪手”利用信息手段合成的照片、准考证等代替他人考试，呈现出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成功率高等显著特征。根据刑法规定，组织替考者、帮人替考的“枪手”、找“枪手”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考生，都构成犯罪。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洁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专门组织替考团伙，陆某强等人成为替考“枪手”，冯某伟、王某等人找“枪手”代替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依法均应受到惩处。人民法院通过对组织考试作弊链条的组织者、介绍人、替考“枪手”、找人替考的考生、制作假证者实施全链条闭合式打击。对通过作弊进入公职单位的王某等人通报所在单位严肃处理，相关人员被开除公职，切实维护国家选人用人的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同时，人民法院还向当地的公务员考试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进一步提高考务人员的辨别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大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提升考场管理水平和人脸识别技术，减少替考可能性。本案也提醒广大考生要充分认识到诚信应试是公民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法律要求，应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梦想，作弊行为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投机取巧，留下人生污点得不偿失，考试失败可以重来，但误入歧途无法挽回。【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6-06 10:24:52

深学细悟笃行加强成果转化——中央政法各单位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纪学习教育，正在进行时。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政法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紧密结合实际，丰富学习形式，努力使党纪学习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央政法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不断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使学习党纪的过程成为增

发表时间：2024-06-05 10:47:13

陈文清会见土耳其外长费丹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3日在京会见土耳其外长费丹。陈文清说，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和埃尔多安总统就深化中土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的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土方携手，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双方安全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进一步丰富拓展中土关系内涵，更好保护两国安全利益，服务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两国、地区以及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积极力量。费丹表示，将继续推动加强土中安全领

发表时间：2024-06-04 10:09:40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0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25-229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共五件案例，以鲜明的司法态度回应学生霸凌、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违法向未成年学生售酒、婚内监护权、隔代探望等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统一类案裁判尺度。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对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改革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加大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保护不够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三审合一”，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同时注重民事、行政权益保护、刑事犯罪预防和惩治及公共利益维护等，为未成年人构筑全链条、全方位、立体化防护网络。针对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问题，人民法院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以司法保护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协同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人民法院坚持宽容不纵容，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因素，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并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工作。针对未成年人审判涉及法庭内外各个环节的问题，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履职，根据案件情况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观护、心理疏导、法庭教育、家庭教育、司法救助、回访帮教等延伸工作，不断提升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批专题案例包括两件刑事案例和三件民事案例，正是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融合贯通涉未成年人各类审判职能，做实一体保护的集中体现。五件案例具体包括：（1）《江某某正当防卫案》（指导性案例225号）是一件因学生霸凌而引发的正当防卫案例。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该案例要求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是否为主要过错方、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情节，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2）《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指导性案例226号）是一件涉及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案例。该案例根据实践发展对虐待罪中“家庭成员”的范围作出适度拓展，规定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罪数处断规则，明确故意伤害未成年人案件认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要求切实落实到具体案件之中。（3）《胡某某、王某某诉德某餐厅、蒋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7号）是一件涉及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的案例。该案例通过综合考量饮酒未成年人自身及监护人、经营者等主体过错情况，认定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的经营者对损害后果承担按份赔偿责任，有利于促推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法定责任落实到位。（4）《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8号）是首例婚内监护权指导性案例。该案例通过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5）《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29号）是首例隔代探望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明确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支持隔代探望，做到既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利益，又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和监督指导工作，更加注重涉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指导性案例、参考案例的遴选发布，以积极履职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法治和社会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0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江某某正当防卫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25-229号），作为第40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5月30日指导性案例225号江某某正当防卫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关键词刑事/正当防卫/未成年人/学生霸凌/防卫意图/防卫限度裁判要点1.对于因学生霸凌引发的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的界分，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因、是否为主要过错方、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情节，结合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不能仅因行为人面对霸凌时不甘示弱、使用工具反击等情节，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2.对于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立足防卫时的具体情境，从同年龄段未成年人一般认知的角度，综合学生霸凌中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后果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作出合理判断。基本案情被告人江某某（系化名，时年14周岁）系湖南省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因江某某在春游时与同班某女同学聊天，同级邻班同学胡某认为江某某招惹其女朋友，要求江某某买烟赔礼道歉，否则就打江某某。之后江某某给胡某买了一包香烟，但胡某嫌烟不好不要，遂产生殴打江某某的意图。2019年5月17日上午早读课前，与被告人江某某不和的同班同学孙某某，伙同他人借故把江某某喊到厕所，扬言要殴打江某某。江某某有不甘示弱的言语回应（案发后其解释系找借口拖延，打算放学时跑掉）。当日早读下课后，江某某在上厕所时，孙某某、胡某等人又拉扯江某某，并踢了其一脚。后因上课时间到了，各自散去。第二节课下课后，孙某某邀约同学张某某、胡某等人帮忙殴打江某某，并向张某某指认正在厕所内的江某某。午饭后，孙某某又邀约被害人陈某甲、陈某乙、吴某等帮忙殴打江某某。随后，孙某某等7人前往教室寻找被告人江某某，其他8人在厕所里等候。江某某拒绝前往，孙某某称若不去将强行带走，江某某被迫跟随前往，并将同学用于开药瓶的多功能折叠刀（非管制刀具，刃长约4.5厘米）藏在右手衣袖内。到达厕所后，孙某某、胡某、张某某及被害人陈某甲、陈某乙、吴某等15人把江某某围住。陈某甲上前扼勒江某某的颈部，把江某某摔倒在地后，骑坐在其身上殴打，孙某某、胡某、张某某等人一拥而上进行踢打。在受到群殴之后，江某某掏出折叠刀乱挥，捅伤陈某甲腰背部，划伤吴某大腿。殴打持续约一分钟后，众人散开。江某某从地上爬了起来，背靠厕所蹲坑的矮墙坐在地上，站在江某某背后的陈某乙对其掌掴，江某某遂转身用折叠刀向陈某乙腹部捅刺一刀，张某某等人再次殴打江某某后离开。后陈某甲、陈某乙、吴某被送至学校医务室治疗。经鉴定，陈某甲、陈某乙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吴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同年8月7日，江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江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向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江某某及其辩护人认为：江某某在遭受学生霸凌时，实施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裁判结果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宣告江某某无罪。宣判后，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期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抗诉。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9日作出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裁判理由被告人江某某因遭受多名学生霸凌而携带折叠刀被迫前往现场，在面临多人殴打时持刀反击，综合全案情节，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首先，江某某在遭受学生霸凌时被迫反击，具有防卫意图。面对孙某某等人的霸凌，江某某明显处于被迫状态。此外，江某某面对孙某某等人的霸凌，虽曾有不甘示弱的言语，但不能以此认定江某某主动挑起争端。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结合江某某所处具体情境，不能仅以江某某个别言语就认定其有斗殴故意，进而否定其具有防卫意图。其次，江某某在被殴打时实施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江某某两次持刀反击，均处于不法侵害现实发生的时间段内：（1）面对15人的包围，被对方勒颈摔倒在地，并遭到群殴，不法侵害已现实发生。（2）江某某倒地并被群殴持续约一分钟后，群殴行为虽然暂时停止，但是仍被对方从背后袭击掌掴，不法侵害显然仍在进行之中，并未结束。总之，江某某在被群殴、被群殴倒地仍遭对方掌掴的情况下，借助工具防卫反击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最后，江某某因被殴打持刀防卫，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江某某系在被殴打的情况下被迫实施防卫，虽然不法侵害人未使用工具，江某某使用刀具反击，但是江某某防卫使用的折叠刀并非管制刀具，而对方多达15人，双方实力悬殊，且江某某先后两次被打倒在地并被群殴。江某某情急之下持刀自卫，在手段上合乎情理，反击行为限于对抗不法侵害，并非主动攻击对方，手段有所节制。故整体而言，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此外，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于学生欺凌事件，被欺凌者及周边同学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报告；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处理，监护人对实施欺凌的学生应当加强管教，并配合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处理。学校或者监护人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指导性案例226号陈某某、刘某某故意伤害、虐待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关键词刑事/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未成年人/家庭成员/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裁判要点1.与父（母）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家庭成员”。2.在经常性的虐待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严重暴力，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客观上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如果将该伤害行为独立评价后，其他虐待行为仍符合虐待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数罪并罚。3.对于故意伤害未成年人案件，认定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应当综合考量残疾等级、数量、所涉部位等情节，以及伤害后果对未成年人正在发育的身心所造成的严重影响等因素，依法准确作出判断。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某系被害人童某某（系化名，女，2014年3月出生）的母亲。刘某某离婚后，童某某由刘某某直接抚养。2019年11月，刘某某结识被告人陈某某，后恋爱并同居。2020年2月13日，被告人陈某某因童某某与父亲视频聊天而心生不满，遂对童某某实施打耳光、踢踹等行为，为此，刘某某将童某某带离陈某某住处，并向陈某某提出分手。2月17日晚，陈某某来到刘某某住处，因分手之事迁怒于童某某，进门后直接将童某某踹倒在地，又对童某某头部、身体、腿部猛踹数脚。次日，刘某某带童某某就医治疗。童某某被诊断为：额部挫伤、颏部挫裂伤。此后，为躲避陈某某，刘某某带着童某某到朋友家暂住。其间，陈某某多次向刘某某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同年3月20日，刘某某与陈某某恢复交往，并带着童某某搬入陈某某住处生活。之后，在共同生活期间，被告人陈某某经常无故或者以管教孩子等各种借口，通过拳打脚踢、洗衣板殴打、烟头烫等方式伤害童某某，造成童某某身体多处受伤。陈某某还经常采取让童某某长时间跪洗衣板、吞烟头、冻饿、凌辱等方式体罚、虐待童某某。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未进行有效阻止，放任陈某某对童某某实施伤害和虐待，并时而参与，致童某某轻伤。2020年5月中旬，被告人陈某某为童某某洗澡，因童某某认为水温不适，陈某某遂故意将水温反复调至最高和最低档位浇淋童某某。被告人刘某某听到童某某喊叫，进入卫生间查看，陈某某谎称水不热，刘某某遂关门离开。洗完澡后，陈某某将童某某带出浴室罚跪，刘某某发现童某某身上被烫出大面积水泡，仅为其擦涂烫伤膏，未及时送医治疗。直至同月下旬，童某某伤口感染严重，二被告人才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后经他人报警，二被告人被抓获归案。经鉴定，童某某全身烧烫伤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面部烫伤遗留浅表疤痕素改变，残疾等级为七级），另有五处损伤为轻伤一级（其中三处残疾等级为九级）和五处损伤为轻伤二级。另查明，被害人童某某治疗期间支出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人民币202767.35元。本案案发后，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害人母亲刘某某对童某某的监护人资格，将抚养权从刘某某变更至被害人父亲，并联系心理医生定期对童某某进行心理辅导，协调解决其入学、生活困难等问题。裁判结果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陈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二、被告人刘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被告人陈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童某某人民币202767.35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被告人陈某某与被害人母亲刘某某系同居关系，其与刘某某及被害人童某某处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已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关系。陈某某在与刘某某及童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以殴打、体罚、冻饿、凌辱等方式，长期、频繁地对童某某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已构成虐待罪。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防范陈某某的虐待行为，一再放任，并时而参与，亦构成虐待罪。在经常性、持续性的虐待过程中，被告人陈某某采用烟头烫、热水淋、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多次直接伤害童某某身体，造成被害人一处重伤、十处轻伤等严重后果，所涉故意伤害行为不能为虐待罪所评价，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被告人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一再放任陈某某伤害童某某，并时而参与致童某某轻伤，其行为亦构成故意伤害罪。此外，二被告人经常性、持续性的虐待行为亦构成虐待罪，如对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仅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并不能全面评价其虐待行为，故应当以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一般故意伤害案件，通常将六级以上残疾视为“严重残疾”。本案中，被害人的身体受损伤程度经鉴定为七级残疾，但被害人身体不同部位遭受伤害造成多处残疾（一处七级残疾、三处九级残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损害极其严重。基于此，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经综合判断，将本案所涉情形认定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诚悔罪，认罪认罚；而且，对于陈某某实施的热水浇淋致童某某全身烧烫伤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残疾等级为七级）的行为，刘某某并未直接参与。综合考量二被告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以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60条指导性案例227号胡某某、王某某诉德某餐厅、蒋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生命权/未成年人/多因一果/侵权责任/按份责任裁判要点1.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因经营者的过错行为导致未成年人饮酒后遭受人身损害的风险增加，并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违法售酒行为与未成年人饮酒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经营者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同饮者或者共同从事危险活动者未尽到相应提醒和照顾义务，对该未成年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按照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承担相应的按份赔偿责任。遭受人身损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基本案情胡某甲（殁年15周岁）系原告胡某某、王某某之子，其与蒋某某（时年14周岁）、陈某（时年14周岁）系重庆市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2018年5月19日，胡某甲等人来到重庆市某县德某餐厅为蒋某某庆祝生日，胡某甲提议要喝酒庆祝，蒋某某同意，遂在德某餐厅购买了啤酒，并在该餐厅就餐饮用。胡某甲及蒋某某每人喝了两瓶啤酒后，陈某到达该餐厅。随后，三人又在该餐厅喝了四瓶啤酒。饭后，胡某甲提议外出玩耍，后遇见陈某某、邓某某、张某某、王某某等四人，七人相约至湖边玩耍。在湖边泡脚戏水过程中，胡某甲不慎后仰溺水。众人试图救援，但未能成功。胡某某、王某某将德某餐厅、其他六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重庆市某中学等诉至法院，请求共同赔偿胡某甲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损失。另查明，本案共餐和游玩的未成年人均系重庆市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日常教学管理中，该中学已经履行教育机构职责，对学生进行了日常安全教育，并完成安全日志、教学笔记等工作。裁判结果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由被告德某餐厅赔偿原告胡某某、王某某人民币21183.36元；二、由被告蒋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3530.56元；三、由被告陈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824.45元；四、由被告王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1412.24元；五、由被告邓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六、由被告陈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七、由被告张某某的监护人赔偿原告人民币2118.34元；八、被告重庆市某中学等不承担责任。宣判后，胡某某、王某某、德某餐厅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关于本案各被告是否应当对胡某甲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在于：各被告基于餐饮经营者、同饮者、同行者等身份在各自的义务范围内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胡某甲溺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关于原告方的责任判定。胡某甲溺水时为初中二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及判断能力，且已接受学校日常安全教育。本案中，聚餐时胡某甲主动提议饮酒，饮酒后胡某甲实施了下湖戏水等危险行为，且下湖戏水也系由胡某甲提议。胡某甲对自己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二原告作为其监护人，日常即有放任胡某甲饮酒的情形，且事故发生在周末放假期间，其疏于对胡某甲的管理教育，未履行好监护人职责，对胡某甲的溺亡应当自行承担90%的损失。二、关于德某餐厅的责任判定。1.关于德某餐厅是否应当对胡某甲的溺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2012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德某餐厅作为餐饮经营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德某餐厅既未通过要求酒水购买者出示身份证件等方式审慎判断其未成年人身份，亦未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还放任未成年人在餐厅内饮酒，具有明显过错。德某餐厅违法向胡某甲售酒并供其饮用，客观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风险，售酒行为与胡某甲溺亡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德某餐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关于德某餐厅责任承担形式的判定。本案中，德某餐厅和其他数个行为人之间在胡某甲溺亡这一损害后果产生前，并无共同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售酒行为并非造成溺亡的直接原因，而是与下湖戏水玩耍等行为结合后，才促成损害后果的发生，单独的售酒行为并不能造成全部损害后果，故德某餐厅不应当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德某餐厅向未成年人售酒并供其饮用，增加了未成年人酒后下湖戏水造成人身损害的风险，是导致其溺亡的间接原因。结合其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法院判决德某餐厅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6%的责任。三、关于蒋某某等六名未成年人被告及其监护人的责任判定。蒋某某、陈某与胡某甲共同饮酒，酒后蒋某某、陈某、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与胡某甲一同到湖边玩耍并参与了下湖泡脚、戏水等危险行为，以上被告均知晓或者应当知晓胡某甲下湖具有危险性，蒋某某、陈某与其共饮，蒋某某、陈某、王某某、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未制止胡某甲下湖的危险行为，以上被告未能尽到相互照顾、提醒的义务，故对胡某甲的溺亡均应当承担责任。综合考虑蒋某某是生日聚会的组织者并参与饮酒、陈某参与饮酒、王某某下湖救援及其他人共同以不同形式参与救援，且六名被告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情形，法院确定由蒋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1%的责任，由陈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0.8%的责任，由王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承担0.4%的责任，由邓某某、陈某某、张某某对胡某甲的溺亡各自承担0.6%的责任。因该六名被告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依法由各自监护人承担。此外，经营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未成年人售酒，还应依法承担相应行政责任。本案宣判后，人民法院以司法建议方式向相关部门作了提醒。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2条、第11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2条、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10月26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7条）指导性案例228号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监护权/未成年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平等监护权裁判要点1.在夫妻双方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擅自带走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与未成年子女相见的，构成对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2.对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的监护权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基本案情张某（女）与李某于2019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在河北省保定市某社区居住。双方于2020年11月生育一女，取名李某某。2021年4月19日起，张某与李某开始分居，后协议离婚未果。同年7月7日，李某某之父李某及祖母刘某在未经李某某之母张某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李某某带走，回到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此时李某某尚在哺乳期内，张某多次要求探望均被李某拒绝。张某遂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于2022年1月13日判决双方不准离婚。虽然双方婚姻关系依旧存续，但已实际分居，其间李某某与李某、刘某共同生活，张某长期未能探望孩子。2022年1月5日，张某以监护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刘某将李某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李某某的监护权。裁判结果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二、李某某暂由上诉人张某直接抚养；三、被上诉人李某可探望李某某，上诉人张某对被上诉人李某探望李某某予以协助配合。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夫妻双方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已实际分居时，李某某的抚养监护问题。第一，关于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对李某某之母张某构成侵权。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本案中，李某、刘某擅自将尚在哺乳期的李某某带走，并拒绝将李某某送回张某身边，致使张某长期不能探望孩子，亦导致李某某被迫中断母乳、无法得到母亲的呵护。李某和刘某的行为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构成对张某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以张某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未抚养保护好李某某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不当。第二，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某的抚养监护应当如何处理。本案中，李某某自出生起直至被父亲李某、祖母刘某带走前，一直由其母亲张某母乳喂养，至诉前未满两周岁，属于低幼龄未成年人。尽管父母对孩子均有平等的监护权，但监护权的具体行使应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正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规定，李某某暂由张某直接抚养为宜。张某在直接抚养李某某期间，应当对李某探望李某某给予协助配合。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第1058条、第1084条、第108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第24条指导性案例229号沙某某诉袁某某探望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5月3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探望权/未成年人/隔代探望/丧子老人裁判要点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支持。基本案情沙某某系丁某某的母亲，其独生子丁某某与袁某某于2016年3月结婚，于2018年1月生育双胞胎男孩丁某甲、丁某乙。2018年7月丁某某因病去世。丁某甲、丁某乙一直与袁某某共同生活。沙某某多次联系袁某某想见孩子，均被袁某某拒绝。沙某某遂起诉请求每月1日、20日探望孩子，每次2小时。裁判结果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告沙某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某甲、丁某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袁某某应予配合。宣判后，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沙某某系丁某甲、丁某乙的祖母，对两个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探望权系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世的，祖父母与孙子女的近亲属关系不因父或母去世而消灭。祖父母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符合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隔代探望除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未成年人获得更多亲属关爱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沙某某的独生子丁某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丁某甲、丁某乙不仅是丁某某和袁某某的孩子，亦系沙某某的孙子，沙某某通过探望孙子，获得精神慰藉，延续祖孙亲情，也会给两个孩子多一份关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袁某某应予配合。同时，隔代探望应当在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身心健康，不影响未成年人及其母亲袁某某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探望前应当做好沟通。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第1043条、第1045条、第1086条【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5-31 09:52:2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发表时间：2024-05-30 09: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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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4-05-28 0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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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4-05-27 10:00:41

陈文清会见约旦司法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邵艺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4日在京会见约旦司法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卡兹瓦、约旦总检察长优素福·齐亚巴特一行。陈文清说，司法领域交流合作，是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同约方一道，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不断提升在公正司法、预防惩治犯罪以及人员培训、信息交流、国际多边机制协作等方面的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好维护国际秩序和两国发展利益。约方表示，愿推动约中司法合作取

发表时间：2024-05-15 17: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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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4-05-15 17: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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