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进阶-中国律师网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起源发展和适用构建

发表时间：2025-07-18 09:47:18

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律所实践探索

在蒸汽机轰鸣的19世纪，工人曾因机器替代人力而恐慌；如今，人工智能（AI）的浪潮席卷全球，律师行业在其变革中亦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查案例、审合同、写文书……这些传统法律工作中耗时费力的环节，正被AI以分钟级的速度重塑。抗拒变化只会让人停滞不前，唯有拥抱变化，才能与时代共舞。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通过不同路径主动拥抱变革，他们用实践证明AI不是对手，而是助手；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从效率工具到服务提升植德、澜湄、卓建三家律所在AI布局上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将律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让专业价值向更高处攀升。“我们以前查案例要花一整天，现在AI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份初步的筛查报告。这样律师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需要专业判断的地方。”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首席运营合伙人潘扬说。植德所以“工具先行”策略构建AI生态，该所开发解决行政服务的“小植同学”，学会资本市场知识的“植小资”等智能助手，基于RAG（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将律所积累的知识库转化为实时应答能力。同时，还有根据不同业务领域开发的AI助理，如破产项目业务AI助理“植职不困”，企业“出海”业务运营助理“Obot出海宝”等。此外，植德所在内部建立了自动化系统接管报销、信息搜集等行政工作，形成新的数智化系统，解放了部分人力工作。这种“高频场景+轻量工具”的组合，让AI迅速渗透至日常，成为律师的“隐形搭档”。国内外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也通过与法律科技公司合作探索数智化时代律师工作新方式，据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林介绍，卓建所正是以“实验室+生态合作”模式推进AI在律所应用的。2023年12月5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广州睿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聚法科技（长春）有限公司三家机构负责人签署了《法律人工智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成立“卓建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旨在推动卓建所全面转型成为基于AI技术之上的数智化律师事务所。实现AI与律师在线紧密协作，共同为用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目标。目前，卓建所接入聚法科技“案例法规大数据平台”，实现5分钟内精准匹配相似案例。例如，在2024年某房地产抵押纠纷中，系统自动推送全国范围内98%匹配度的判例，帮助律师制定差异化诉讼策略。该所与睿律智能开发的“法律数智平台”，能够实现在1分钟内提供各领域法律问题的通俗型和专家型答案，可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法律咨询和专业研究双重需求。同时，能够10分钟生成和自动审查各类法律文书以及合同，并自动输出写作报告和对照版本。不同于植德所、卓建所，澜湄所走出了一条中小所运用AI的创新之路。“澜湄的创新在于建立智能中台，即在合伙制律所的基础上设立内部的一体化智能团队”，澜湄所高级合伙人杨昕月说。智能中台团队由擅长使用AI工具的年轻律师、实习律师组成，为全所提供“小秘书服务”“全程服务”“分项服务”“科技服务”“品牌宣传服务”五大类服务项目，共计30余项标准化服务。智能中台以“按需采购”模式运营，各项服务通过流程控制基础质量、运用法律AI技术提高效率，而采购律师只需对签约、开庭、核心会议参与等关键节点进行把控，其余均由智能中台依照标准流程+AI工具执行生成初稿，再由采购律师和独立律师库律师指导中台人员。这种“内部市场化”机制，既释放了采购律师的精力、时间，也培养了中台的年轻律师。同时，采购律师借助智能中台运用AI，推动了AI技术的“代际传递”。“澜湄通过这项制度建设，以较小的成本迈出了律所智能化的第一步，同时也对年轻律师使用AI的质量进行把关，控制了使用AI过程中的风险。”杨昕月总结道。应对挑战的务实探索AI在律所的落地并非坦途，数据安全、技术可靠性与达成共识都是难题与挑战，三家律所的破局之道颇具借鉴意义。随着AI在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入应用，律师在工作中积累的业务知识数据作为AI的训练资源，有可能脱离律所和律师的控制，造成客户隐私和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因此，律所应高度重视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确保客户数据安全。植德所采用“私有云”和专属服务器部署，同时对敏感数据实施分级脱敏；卓建所采用私有化管理平台部署方案，并同时引入电子签、公证存证等方式，逐步推进数据安全建设。如何让AI工具更可靠，让全所律师更加信任、愿意使用是另一个难题。AI从“工具”进阶为“伙伴”，背后需要技术与经验的反复磨合。植德所探索通过RAG、结构化数据等，提升AI回答准确率。“律师习惯‘单打独斗’，但AI运用需要协作”。潘扬说：“我们在律所内举办‘AI极客大赛’，让大家在实践中感受AI的价值并推动技术的应用。”卓建所则融合律师个人知识库和范本库，让AI生成的合同更贴近实务，避免模板化、公式化、机械化。对于澜湄所这样的传统提成制律所，没有强制力保证AI工具的使用，很难带动整个律所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杨昕月回忆起智能中台运营的初期：“律所采取了很多办法，想让律师们用起来，但是效果都不好。”后来，智能中台的伙伴将用AI修改好的合同发到律所群里，并主动约合伙人时间，操作展示AI工具，每年举办多次AI培训。“律师看到了AI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对AI能力也更加认可，就更愿意去使用新的科技。”AI与律师的共生进阶AI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国内律师事务所需提前谋划，明确数智化转型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方能把握主动，精准施策。潘扬认为，律所数智化转型要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信息提取、文本对比、法律检索、制度问答等，挑选高频、标准化程度高的业务场景切入，同时做到全员参与、加强培训，并关注数据合规问题。“今年，植德所将在强化数据合规和信息安全、优化系统功能和使用体验方面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果为导向，帮助律师和客户切实感受到因为数智化而带来的质量和体验升级。”潘扬说。“一家律所的数智化转型需要‘领头羊’，至少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律师团队去专注进行智能化产品打造，用来服务所内律师并拓展市场，从而带动整个律所进行数智化转型。”杨昕月认为，“了解律所转型最核心的需求，不用追求大而全，也不要一直等一个完美的方案，可以在此过程中调整方向。”澜湄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用户的智能化法律服务平台——法链智服小程序。“这是智能中台将服务律师过程中强化梳理过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流程作为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开发的新程序。”杨昕月介绍道。这种“对内练兵，对外赋能”的策略，将律所智能中台的能力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开辟了新的成长路径。今年，卓建人工智能实验室将重点推进智能预测系统，并计划于2026年前实现“AI虚拟律师”辅助接待、自动生成诉讼策略书、实时庭审风险预警的三级跳。“我们也正在探索研究《人工智能律所建设规范化标准》，期望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律师行业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杨林说。回望三家律所的实践，AI的价值早已超越“提效工具”。基础工作交给AI，而律师则专注于更需要策略、情感与道德判断的领域。正如行业内所言：“替代律师的不是AI，而是会用AI的律师。”当技术狂潮退去，留下的不是焦虑，而是更清晰的职业坐标——律师的核心价值。它正在从“知识储备”转向“智慧创造”，这场AI与律师行业的革新进化或许才刚刚开始。【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6 15:21:43

劳动法典：劳动立法归宿试析

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给我国劳动立法法典化提供了立法借鉴。对于健全劳动法律法规，除了修改和制定单行劳动法律之外，还要重视修改《劳动法》，待条件成熟时编纂劳动法典。一、法典与法典化大陆法近现代意义上较为典型的部门法法典，即由立法机关明文制定并公布实施的某一法律部门较集中系统的总体规定。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根据一定学理指导，在原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和内部和谐统一等特征，是“大陆法系特有的一种高水准制定法”，其典型代表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法典定义为：“对某种现行部门法进行编纂而制定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文件，是现行法的系统化形式”。将法典化定义为：“重新审定某一法律部门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废除已经旧的，修改相互抵触的部分，弥补其缺陷或空白，使之成为基于某些共同原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法律的活动”。劳动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于十九世纪，与产业革命的出现及工人运动的声势日益壮大密切相关。英国在1802年通过《学徒健康和道德法》，是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此后，西方主要的国家大都相继颁布了劳动法规。从1802年以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立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法典形式的劳动法则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法国是世界上最先制定劳动法典的国家，1910年颁布的《劳工与社会福利法典》，编纂了此前许多有关工业和劳动法规。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法典是由前苏联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1918年12月颁行第1部，其中包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制定的劳动立法。法典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均有劳动的义务，并确立了工作日制度、休息制度和妇女产假等基本制度。二、我国劳动法法典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新中国的劳动法律制度的立法发展来看，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以《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体系，对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我国劳动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这部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的劳动法并非尽善尽美。在《劳动法》颁布以后的贯彻执行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的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总结出许多新经验和新做法，也相应制定了新政策，既对修改《劳动法》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修改《劳动法》奠定了实践基础。比如，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发展，中国的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不断规范；弹性就业方式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工资指导线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正在实行和完善之中；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日益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又有新进展；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涉外劳动关系的数量及形态的增多等等，都向《劳动法》提出充实内容的要求。《劳动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关系、同工同酬等需要进一步加以科学而严谨的界定；一些基本原则，如权利保障、诚信、公平等均需进一步研究、归纳，加以明确，以供劳动立法工作有所遵循；还有一些疑难问题，如用人单位不当解雇员工的惩罚问题，竞业禁止如何操作问题，以及敏感的罢工、怠工问题等也需要加以调研，考虑是否需要和如何写入《劳动法》。总而言之，急需对现行《劳动法》进行修改并补充新的内容。此外，上述劳动法律体系中只有一部基本法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部法律的出台才有所改善。《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相关劳动立法也不断完善，劳动执法力度不断加强，劳动者合法权利得到更有效的维护。不可否认，《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规范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立法现状来看，目前实务中主要依据各种政策性文件，这难以适应新时代保障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要求。另外，部分配套法律文件陈旧且位阶较低。比如，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起配套作用的多为规章、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关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分、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的认定等基础问题存在争议。总之，我国已经形成以《劳动法》为基本法，《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单行法，辅之以数量众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具备了进行法律编纂制定劳动法典的基础。同时，对于不同层级、数量众多的陈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也能够通过法典编纂的废改立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综观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现状，笔者建议在修改《劳动法》的基础上，制定我国自己的劳动法典，使之早日以更加独立、健全的法律部门立于我国法律体系之中。2022年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劳动法典作为劳动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模式已成为学界共识，它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典化的总体取向。2022年1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出，关于编纂相关领域法典的六件议案，其中一件就是劳动法典。三、针对劳动法典体系的初步构想我国现行《劳动法》虽然不是劳动法典，但是已经具备劳动法典的雏形。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劳动法典的体例，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法典体系大致可以包含以下内容：1.劳动法总则，包括立法宗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法基本原则、基本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等。2.就业促进法律制度：包括政策支持，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等。3.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包括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人事保证合同等。4.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包括工时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工资制度、职业安全健康制度（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特殊群体的特殊劳动保护）等。5.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包括三方协商机制，工会法，集体合同，集体协商，罢工与闭厂，职工民主参与，规章制度等。6.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征缴等（社会保险法纳入劳动法典属于广义劳动法的范畴，如果采用狭义劳动法可以将这部分内容剔除）。7.特别规定，包括特殊劳动关系特别规定（新就业形态、律师、船员和渔工、飞行员、出租车、涉外劳动关系与涉外法律适用等）和人事关系特别规定。8.劳动监察法律制度：包括劳动监察机构与职责，劳动监察事项与实施（劳动监察权、劳动监察形式、劳动监察管辖、劳动监察程序）等。9.劳动法律责任制度：包括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为违反劳动法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10.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包括劳动争议范围，劳动争议处理原则，劳动争议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仅对特别事项作出规定，未尽事宜适用民事诉讼法）、裁审衔接等。11.附则：包括法律术语界定、新旧法律衔接、法律生效时间等。（作者：张照东，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4 10:04:31

律师如何做好法律研究业务

一、律师参与法律研究业务的优势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通常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研究等方式产生。上述主体委托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开展研究，由后者根据要求和约定提供相应的法律研究成果，这类业务被称为法律研究业务。律师在与委托人管理领域、所在行业、产业相关的具有涉法因素的领域中具有以下优势：（一）律师具有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思维使律师能够将法律知识与行业知识相结合，从而有效地解决法律研究业务中的难题。例如法律顾问服务内容的复杂性与对象差异性，要求律师在提供顾问服务时，除了需要熟练掌握民事、商事、刑事、劳动等法律规定，还应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和经营范围掌握相关的法律规范及政策依据。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赋予律师跨越单一法律领域的能力，并整合来自金融、科技、工程等多领域的信息和见解，为委托人提供全面、新颖的法律分析和解决方案。（二）律师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是知识方面的优势。由于律师的服务对象涉及多种职业、行业，他们不仅有条件谙熟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地方性知识，更有机会了解多区域、多群体的相关情况。这使律师在调研时能跳出单一视角，洞察调研对象的核心问题，进而提出独到的研究观点。二是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律师的社会关系网涵盖律师群体、媒体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各界人士。这为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提供了多渠道、多方位的支持。例如律师可以组建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专业团队，收集来自社会的多方意见，向有关支持者争取研究资源。（三）律师工作具有紧密联系实际的特质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研究者必须善于观察问题和发现问题，保证调查研究的前沿性和现实性。律师在日常服务委托人的过程中具有紧密结合实际的优势，有机会深入了解、剖析委托人所在行业的状况，具备个体经验的支撑，能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新问题，解释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难题，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四）律师的办案思维能够强化法律研究结论的实证基础尽管法律研究业务与传统的律师业务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律师在开展法律研究业务时，办案思维强调精确理解法律条文和灵活运用法律规则，遵循这种思维所做的法律研究业务往往更具专业性。律师通过法律解释学、司法判例分析等方法，研判法律研究的结论能否获得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认可。这为律师形成扎实的应用法学思维视角提供有力的支撑，确保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二、律师开展法律研究业务的调研方法论（一）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律师在做法律研究业务时应深入调研，得出既切合实际又精准细致的结论。律师若一味地“闭门造车”，与一线工作相脱节，最终提供的法律研究往往会脱离实际。笔者总结律师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如下：1.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实效。一些采取形式主义的调研方式难以产出具备实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只有踏踏实实地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得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法律研究结论。2.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是引导、组织法律研究业务的基本逻辑，发现问题、分析本质、探索规律、提出方案，构成整个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中，律师调研是发现问题、研究规律、寻求解决的必经步骤。3.坚持深入细致钻研，拒绝表面研究。不深入、蜻蜓点水式的调研难以获取真实情况，单次调研、形式化调研催生的话题往往只能触及表面，难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律师应把调研融入日常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全过程，即律师既主动服务，又主动调研，将调研内化于服务过程中，推动调研活动的常态化。唯有如此，律师才能不断深化对研究重点、难点的认识，产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4.坚持系统全面调查，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调研者将与调研对象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完整的研究体系。律师要深入探索研究对象及其内部之间的联系与规律，广泛、全面地收集材料和了解真实情况，以期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质”的飞跃。5.注重内外合作，发挥多方优势。大型法律研究项目不会只涉及单一的专业领域，这就要求不同专业的律师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同时，律师可以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智库、行业协会、企业的有关专家进行深度合作，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开展调研，有效借力，凝聚合力，使法律研究业务获得人才与技术的支撑。（二）调研设计律师基于法律研究进行的调研通常是解释性、应用性、专题性的调研，即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针对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开展调查，探寻研究现象背后的原因，揭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题发生变化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律师在着手调研之前应制定一份详尽的调研方案，一份好的方案可以让调研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制定调研方案时，律师应遵从实用性、时效性、经济性、灵活性等有关调研设计的基本原则。调研方案应涵盖从调研题目的选定与研究启动到资料的全面搜集与深入分析，直至调研报告最终撰写完成。具体包括确立调研的目的、界定调研对象、明确调研内容、选择调研方法、安排调研时间、经费预算和后勤保障等。（三）调研的具体方法1.检索：调研前的准备工作。律师应先做好文献检索和法律检索工作，为之后的调研确定方向，文献检索在调研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可以帮助律师了解某项法律研究业务在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筛选出的优质研究成果能为律师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律师解释、论证重要的研究结论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持。在检索文献时，律师可以交替使用检索工具查找法和参考文献查找法，力求在资料准备上达到“穷尽”的程度。法律检索是律师在工作中获取法律规范、案例、资讯等信息的重要方法。全面细致地检索法律规范及相关信息则是关键。法律检索要求律师拥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当面对一个不熟悉或不确定的法律问题时，律师需要迅速辨析问题的本质及其所属法律领域，通过检索找出对应的信息，解决相关的问题。法律检索能力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获得的，律师通过法律检索获取的有效信息又能拓展法律检索的广度与深度，以此不断往复。2.四种调研方法。调研方法大体包括问卷法、深入访谈法、座谈法、大数据法。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收集工具向各个被调查人了解情况与意见的一种方法，通常分为结构化问卷和无结构问卷。结构化问卷指的是每个问题都事先预设了可能的答案，调查对象可以从中选择恰当的答案。这类问卷适合需要量化结果的大范围研究，便于将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分析。无结构问卷中的问题虽是统一的，但事先未列出任何选择答案，调查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回答。这类问卷适合不需要量化且对调查对象主观反馈诉求较高的研究。律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调研需求选择使用上述两种问卷，或灵活交叉使用。深入访谈法主要用于收集个人的特定经验过程所做的访问，被广泛用于对于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中。定性研究主要依靠访谈法来完成，律师调研应主动走入田野、走到现场、走进一线，与调研对象面对面地深入交流。座谈法亦称为会议调查法，是指调研者邀请若干被访者，通过座谈的方式回答问题，围绕某一焦点，基于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座谈提纲系统地访谈一群参与者，从而收集资料，针对焦点作出定性的调查方法。实践中，座谈既可以是调研者与被访者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调研，也可以是以书面咨询、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形式进行间接调研。该研究方法既可以在研究进行时使用，从而帮助调研者改进、完善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也可以在研究后期用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补充资料，便于更全面地解释定量研究结果。大数据法也被称为定量分析法，是指将研究对象加以定量化表述以及综合处理，以探索、揭示事物内在数量规律的过程和方法。使用该方法时常依赖于一些统计分析系统，若缺乏足够详实的数据支撑，研究成果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说服力和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三、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要求法律研究业务的成果应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通常而言，该类报告围绕特定的法律问题展开，具有明确的主题；所选材料均来自实践，具备典型性甚至创新性；报告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基本要求如下：（一）在理念层面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律师应对研究报告的主题和内容具有政治敏感度，有学者指出：“在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情况下，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尤为重要。”二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和写作时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开中药铺”式的罗列现象，不作任何理论分析；另一种是用一些空洞的原理或信条来解释现象。律师应充分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要发挥自身的实务优势，又要重视对应的理论学习。三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创新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从调研入手，发现新问题、新情况，提出新观点、新对策；从写法入手，如在多级标题、篇章结构、典型实例等方面求新。（二）在内容层面一是制作简明、精美的可视化图表。一份精心设计的可视化图表在展示复杂的法律关系、理顺繁冗的业务脉络时往往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律师在写作时不能只负责抛出问题，而应提出一套甚至多套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三是注意保密。律师在做一些敏感且重要的涉密项目时要有保密意识，对委托人承担保密责任。在涉密项目中，律师不仅要对调查收集而来的资料予以保密，而且对自己撰写的研究报告也需严格保密，否则会给各方造成被动局面甚至严重后果。（三）在语言层面律师若把研究报告写得过于学理化，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故应避免将研究报告写成学术论文，追求文字的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若写得过于叙述化，容易产生论述、分析不够深入的不佳效果，应尽量避免用新闻报道、娓娓道来讲故事的方式撰写调研报告。总之，律师使用的语言宜最大程度地符合委托人的阅读习惯，用委托人惯用的话语体系释明法律逻辑，体现法理深度。（作者：赵昕阳、褚亮、赵青航，浙江理工大学）【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1 09:51:30

银行保兑仓交易模式下法律责任的认定

发表时间：2025-07-10 10:35:01

浅析《能源法》对电力行业的积极影响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能源法》既调整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的关系，也调整同一类型内部能源开发利用关系，贯彻落实好这部法律对电力能源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归属经济法部门，平衡电力能源市场主体利益，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一）作为经济法，具有电力公法的性质《能源法》将能源宏观调控、战略规划、开发利用、市场、储备应急等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平衡行政机关与能源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权益。这就要求电力企业积极参与编制并遵守能源主管部门制定的能源规划，按照安全-结构-转型和节约-环保等价值顺序，执行能源产业开发利用政策，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主动开展能源科技创新，配合和服从能源监管，依法履行信息报送和公开义务等。（二）作为经济法，兼具电力私法性质《能源法》调整着能源生产、加工利用、供应消费等方面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纵向看，国家平等保护能源市场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投资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横向看，国家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推动全国统一能源交易市场建设。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电力能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充分维护电力投资者、生产者、建设者、经营者、服务者和使用者的平等权益，提高其参与电力能源市场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基准法，配套集成的先进制度适用于电力能源发展，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完善的体系和机制能够推进电力能源规划的科学编制并有效衔接，更有利于发挥其引领作用和执行刚性。《能源法》明确规定了能源规划的四种类型、五个要素以及编制主体、依据、程序等内容，同时规范着电力能源的分领域规划编制和实施。这也增强了电力能源编制和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避免电力能源市场的盲目发展。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策略和价值取向，提升了全社会对电力能源发展安全、节约和绿色的共识。国家对不同类别的能源开发利用采取不同的策略，绿电证书、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加强需求侧管理的规定，将用户节能义务法定化，促进节能效率。公共机构优先采购使用清洁低碳发电和节能产品服务成为法定义务，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电力能源消费观念，带动电力能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有序竞争的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确认了电力能源改革“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原则，实现自然垄断和竞争业务的分别管理。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竞争环节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分类别能源交易市场；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有公平、无歧视开放义务。这些规定明确了电力能源与竞争环节相区隔的自然垄断法定地位。全国统一电力交易市场的建成，有助于按照市场方式确定电力能源的配置，提高了电力能源的利用效率。功能完善的能源储备和应急体系，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电力储能和应急，缓解了电网企业单方保障电力能源安全的压力，为企业社会责任储能提供了法律依据。能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储备，遵守能源应急法律制度，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电网企业的电力能源社会责任储备主要在调峰、调频等发电能力储备，适当增加电源投资和经营范围，确保一定比例的可调节的富裕装机容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电力企业要积极加入政府主导的电能储备和应急体系，按照规划制定电力应急预案，承担相应义务。电力能源创新纳入国家科技发展重点支持领域，可激活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激发电力能源的创新活力。电力企业要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投入促成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围绕电能开发利用技术、储能技术和节约电能技术等基础性、关键性和前沿性开展科技创新，积极参与建设并利用电力能源基础设施和电力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电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创新，电力与其他能源形式多能转换和互补的数字智慧创新，与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作为“政策宣示法”，明确了国家能源发展目标方向，决定着电力能源发展的策略、措施和行为（一）明晰了国家对电力能源发展的立场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在国家能源政策宣示条款中，使用“完善”作为行为描述的有12次，“建立、构建、建设”等出现15次（其中5次用“加快”修饰），“鼓励”9次，使用“推进”6次，“制定”4次，使用“积极”表达态度立场的8次，“加强”7次。从这些统计数据看，未来我国需在跨区域电力能源规划、分类开发利用政策、节约能源政策、能源市场体系、能源储备体系、电力能源应急管理体制、能源标准体系等方面按照时序“建设”能源配套制度。（二）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电力能源行政和监管职责权限《能源法》共列举了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省级以上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等13类不同的主体，并区分不同主体行使电力能源行政主管权、规划权、监测考核权等。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区分不同事项，理清不同行政主体的职责权限，适用恰当的主体开展业务，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三）规定了企业和自然人电力能源开发利用的义务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应当遵守环保、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等规定，能源企业、能源用户应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承担社会责任。能源用户应按照安全使用规范和有关节约电力能源的规定依法履行节约电力能源的义务，积极参与电力能源需求响应，扩大绿色能源消费，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任何单位不得从事危及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的活动。作为电力特别法，十二个条款直接影响着电力企业的责任定位和《电力法》修订的走向优化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能源法》将现行《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电网企业“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消纳责任”调整为“接纳、配置和调控”责任，主体由“电网企业”调整为“供电企业、售电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和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考核。这些规定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电网企业的重心将转移到电力输送承载能力建设，满足优先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剧增输送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力能源开发利用，国家给予了差异化的价值选择。小水电、海上风电与核电发展受到限制，煤电发展设定了条件，生物发电具有地域性特征，光热发电具有前景，水电开发更注重综合效益。上述不同类型价值取向是电源投资主体必须遵守的产业发展政策，也是电源接入电网的时序规范，更是未来不同类型电源的结构图。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了法律环境，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定，确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的法定地位；电源电网协同建设，确立了电源输送工程投资成本的分摊方式；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电网对电力能源的承载、配置和调节能力。进一步明晰了供电企业的五项供电服务义务。供电企业应当保障营业区域内的用户获得安全、持续、可靠的电力供应服务。这些义务来源于现行电力行政和监管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在《民法典》和《电力法》等法律中也有概括性规定，是自然垄断性供电企业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进一步明确了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法律属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输送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预留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用海，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电力等能源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提高运行安全水平。接入能源输送管网的设施设备和产品应当符合管网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这些规定有利于通过行政机关的作用保障电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明确将电力设施认定为基础设施，这不仅是保护电力企业财产权，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提供了法律基础，丰富了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措施和手段。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电力能源交易市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协调推动全国统一的电力等能源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功能完善、运营规范的市场交易机构或者交易平台，依法拓展交易方式和交易产品范围，完善交易机制和交易规则。这有助于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调节能力，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进而激发电力交易活力，增强电力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减少电力的用能成本，在更大范围有效推进能源转型。作为能源综合法，调整范围幅度大，法律的实施必将对电力能源带来深远的影响设定了五个立法目的，影响着电力企业的实施行为。立法目的包括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这既是司法和执法融会贯通把握的尺度，也是电力企业遵法的尺度。电力企业应当根据《能源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调整包括电力在内的多种能源形式和类别。《能源法》既调整一次能源也调整二次能源；既调整化石能源也调整非化石能源；既调整可再生能源也调整非可再生能源；既调整传统能源又调整新能源。电力企业要根据法律条文中“能源”的抽象概念或具体概念遵守相应的规则，区别全称“能源”和特称“电力能源”，不能仅采用专门的“电力”条款。（作者：石长清、李会芝，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9 10:06:34

我国民营经济权益保护与治理体系重构

发表时间：2025-07-08 09:38:18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可诉性分析

发表时间：2025-07-04 15:37:11

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探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播等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兴职业应运而生。与传统劳动者相比，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在工作模式、劳动关系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平台企业与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界定问题已然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新业态从业者涉及劳动争议的大数据分析，探讨新就业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完善路径，并为新业态从业者合法劳动权益的保障提出建议和措施，助力平台经济健康、长远发展。一、新就业形态的兴起与现状互联网平台在新形态就业模式中扮演着劳动力资源的组织者角色，通过连接劳动者与消费者，将灵活就业的形态进行组织和赋予新意。这种新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间、空间和企业框架的限制。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众多新模式、新业态。其中，网约车、在线消费、外卖、远程医疗等服务业新模式继续保持增长活力。而新业态就业群体不仅局限于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了复杂技能和高度专业知识的工作，满足了劳动者多样化的劳动需求，给企业带来了降本增效的机会，提高了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性。但与此同时，新业态从业者也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现实困境。二、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纠纷的大数据分析根据大数据检索，以四川为例，2014-2023年四川法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一审新收299753件，审结296615件，成都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全省其他地区，占全省案件总量的33.42%。近年来因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引发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快速增长，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外包公司、劳务公司等之间法律关系的判断已成为当前审判的重点和难点。在新业态用工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具有下述几个特点：（一）新业态用工主体认定困难新业态用工模式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招聘主体、实际管理主体、报酬发放主体等，这些主体可能并不一致。例如，平台企业可能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而第三方公司又与从业者签订合同。这种复杂的用工关系使得从业者在确定用工主体时面临巨大困难，从业者在前期收集证据时往往因缺乏明确的指引而陷入困境。（二）新业态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关系特征具有较大区别与传统用工模式相比，新业态用工模式碎片化、灵活性显著提高。加之互联网平台管理相对松散灵活，用工企业普遍倾向于不与从业者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或签订合作协议/承包协议/服务协议/劳务协议，甚至通过发包转包等名义由其他企业与从业者签订合同等。（三）新业态从业者工作大多数存在风险高、保障弱的特点随着平台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新业态岗位正逐步成为关键的就业途径。平台所采用的绩效考核体系通常基于“按工作量计酬”的方式，即工作量越大收入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配送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例如，外卖配送员为了提高收入，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抢单及订单配送，常常导致他们在骑行过程中不停查看手机、超速、违反交通规则等行为产生。外卖配送员在高温、寒冷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工作时，一些职业病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此外，外卖配送所依赖的交通工具本身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配送人员可能会忽略对交通工具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维护。这种疏忽不仅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也对骑手和公众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四）司法观点不统一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当前我国在判定事实劳动关系方面，主要参照的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从属性”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这也增加了新业态从业者维权的难度及周期。通过上述大数据检索分析，新业态从业者规模迅速扩张，这一行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点领域。但新业态的发展仍存在着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从业者权益保障不足、就业市场不够成熟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三、新业态就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建议（一）新业态就业市场的发展将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应加快完善相关立法及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探索新的保险模式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经济市场的创业模式大量涌现，将带动和衍生更多的新业态岗位。在立法、执法、法律服务等多环节共同为新业态从业者扣紧“安全带”，才能取得更好效果。一方面，相关执法司法部门应加大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畅通维权渠道。比如在个案办理中，发挥“一函两书”的作用，推动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支持。同时，社会保障机制应作为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于在互联网平台上工作的从业者，例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配送员，他们在工作中所遭遇的职业风险与传统行业的从业者相比并无减少，这种风险不仅影响从业者本人，还可能涉及对第三方的侵权问题。因此，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这些新兴职业群体的安全与权益至关重要。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从业者若引发事故，可能面临高额赔偿责任。为应对此类风险，许多平台企业采取了强制要求从业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并从其工资中自动扣除保险费用。但基于平台新就业形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业者面临劳动风险时不能适用传统法律加以保护，意外事故险也不足以保障从业者的权益。对此，人社部已出台《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的政策框架。平台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引入职业伤害全链路处置的第三方机构，完成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开展。有配送企业已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是业内的一大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是对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提升，也弥补了以往外卖骑手社保缴纳途径的缺失。（二）为新就业群体打造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模式，开启一站式“劳动维权+就业帮扶”通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与司法所、派出所、工会成立联合调解工作组，形成矛盾联调、信息联通的工作机制；设立联合调解室，以政府+社会、线上+线下、预防+治理的“三+联动”运作模式，对于涉及劳动争议案件做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同时建立联合走访-个案转介服务机制，定期开展企业和劳动者走访调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健全劳动人事规章制度，化解矛盾纠纷，及时为有需求的劳动者对接就业岗位等，切实有效提高新业态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三）多点开展对新业态从业者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力度，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政府、社区、居委会以及平台企业应联合开展一系列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技能提升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知识、安全生产、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培训，以不断增强从业者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社会服务意识以及职业道德意识。通过这些教育措施，可以为从业者开辟成长与发展的途径，构建职业晋升的阶梯，使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身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这些培训还能够促进从业者不断提升个人技能，遵守法律法规，进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局面。（四）加强平台大数据监管能力，强化平台社会责任作为资源整合、组织生产要素商业化，贯穿线上企业与线下市场经济的通道，平台企业应配合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帮助从业者进行技能培训，建立规范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外，还应建立协助纠纷解决机制、增设投诉渠道、健全完善劳动制度等。同时还应设立考核机制，避免“以罚代管”现象的发生，提升平台企业的责任意识。政府应采取创新的监管策略，如推动“互联网+监管”模式和利用征信系统实施差异化管理，以强化监管的预防性和连续性。同时，改进和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通过一体化平台提供全面的服务，包括政策信息的整合、查询、解读和反馈，以及在线的营业执照认证与核查等政务服务功能。（五）加强对平台算法规范的指导作用为保障从业者的服务质量，建议平台优化具有监控、记录和评估属性的算法系统，具体措施包括：在算法设计中引入从业者反馈机制，允许从业者对任务分配、工作时间安排等提出建议；赋予从业者在符合平台规范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劳动时间、任务类型和工作强度的权利；建立算法透明机制，向从业者公开算法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参数，确保从业者能够理解算法对其工作的影响。例如，可通过引入从业者反馈机制，优化任务分配算法，减少从业者因任务不合理导致的超负荷劳动问题，同时提高从业者的满意度。此外，严禁平台以“最严算法”作为唯一标准，应充分考虑新业态从业者的基本权益需求，优化算法系统，适当选择能够平衡效率和公平性的激励方式。政府部门可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文件规范平台算法管理细则并加强对平台算法的监管，以保障零工从业者的合法劳动权益。新就业形态正经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的关键转型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新业态从业者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劳动关系界定模糊、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等不足。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等在新就业形态发展中是不同的各方主体，在政策制定、市场监管、权益保障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尽快建立政府部门、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通过法律健全、政策出台、社会保障、加强监管等措施补齐短板，才能为新就业形式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新业态领域高质量发展。（作者：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1 15:00:36

一则涉农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代理实践

近年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法治实践中不断深化，尤其在涉农领域，其制度价值和社会意义更为凸显。本文结合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消委会”）诉孙某文、刘某春销售伪劣化肥一案的代理情况，从原告主体资格、惩罚性赔偿适用、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机制等角度展开解析，以期为同类案件提供借鉴。一、案件背景与核心问题（一）案情概要孙某文、刘某春在经营化肥厂期间，通过冒用生产许可证、伪造产品合格证等手段生产、销售不合格化肥，涉案货值7.3万余元，可统计的受害农户达200余人。经检验，该化肥可导致农作物减产、土壤板结，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及农业生产安全。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一是隐蔽性强。两被告通过套用合格证+区域分散销售的模式规避监管；二是损害持续。总磷超标化肥导致土壤板结需要修复期；三是维权困难。农户单户损失金额小，诉讼成本远高于赔偿预期。四川省消委会向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在事实证据、法律震慑情况下，被告认识到自身的过错，经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退还违法所得7.3万余元，并分三期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21.9万余元。（二）核心问题第一，原告主体适格问题：四川省消委会在本案中是否具备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换言之，即本案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二，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公益诉讼中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三，赔偿金管理问题：公益诉讼赔偿金如何分配以实现“公益”之益？第四，检察机关角色问题：支持起诉机制如何提升公益诉讼效能？二、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性（一）法律依据的体系化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就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均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机构。具体到本案，笔者通过三重论证夯实原告主体适格的观点：首先，受损消费群体符合“众多不特定性”。按照侦查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结合案涉不合格化肥的《销售统计表》所载明的销售人群、销售数量等情况，足以认定喻某雄、邬某林、杨某、冉某毅4人作为不合格化肥的经销商，将购进的31吨不合格化肥大部分转手销售给乡镇经销商，少部分直接销售给周边的老百姓。而李某、张某英两人作为乡镇经销商，又将购买的5吨不合格化肥销售给周边不特定的农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仅针对可查的喻某雄等6人购买销售的不合格化肥就有36吨，并通过层层转售最后卖到不特定且无法统计人数的农民消费者手上。因此，本案符合“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要件。其次，两被告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以下三点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一是从本案对营商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损害来看，两被告长时间、跨区域实施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对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合法规范、诚信安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正常交易环境的损害，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二是从危害后果来看，两被告售卖的案涉化肥经具有合法资质的检测机构检验鉴定，结论为“不合格”。因化肥产品是农民为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不合格化肥产品不仅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品质降低、土壤性能状况恶化等后果，侵害了众多不特定农民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是对涉农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严重破坏。除现实已经发生损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外，如果不及时制止和严厉打击这种生产销售不合格化肥产品的侵权行为，将会发生更多不特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严重后果，还将对农作物和耕地造成持续性损害；三是从损害一般社会公众的合理信赖利益来看，本案中的一般社会公众是指使用化肥产品用于生产的农民，其缺乏专业的辨别化肥产品真伪和来源的能力，更多的是基于对化肥产品外包装袋的标识和产品合格证的合理信赖来选择化肥产品。但本案被告恰恰利用一般社会公众的这种普遍消费心理，损害消费者对外包装标识和产品合格证的信赖利益，进而破坏了社会应有的诚信氛围和涉农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最后，四川省消委会提起本案诉讼具有明确的职能法定性基础。如上所述，省级消费者协会有权就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中，涉案化肥销售范围覆盖巴中、广元等地，受害者涉及众多分散农户，个体维权存在诉讼知识欠缺、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属于法律赋予省级消协组织行使公益诉讼权的情形。同时，本案符合《解释》的受理要件。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属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范围。本案两被告生产的不合格化肥经专业检测机构鉴定，磷、氯等关键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直接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既造成农民财产损失，又存在污染土壤的长期风险，其危害性已突破个体权益范畴，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四川省消委会作为原告针对此类侵权提起公益诉讼，完全契合司法解释的规范目的。（二）涉农案件的特殊规则构建农资产品直接关系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具有“涉众性”和“社会公益性”。本案中，伪劣化肥导致农作物减产、耕地破坏，损害对象既包括特定农户，亦涉及不特定农业生产者及粮食安全这一公共利益。四川省消委会的介入，体现了公益诉讼在涉农领域的制度优势和社会价值。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法律依据对于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而言，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从“禁止性诉讼”起步，主要是请求法院确认或撤销某种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赔礼道歉的运用也最为广泛，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且相对运用较少。本案中，笔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并通过目的解释和扩充解释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可，最后通过法院调解确认。（二）解决路径现行法律未明确公益诉讼中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金，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及其性质、归属，且执行机制不完善，赔偿金管理缺乏统一规范。本案中，笔者从以下四点入手予以解决：第一，关于消费者协会能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金的问题。笔者认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本身具有替代性和补充性，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对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避免其因违法成本低而继续实施侵害社会公益的不法经营行为。第二，梳理证据确认“欺诈”事实。笔者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通过证据梳理认为，两被告的欺诈性行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知案涉化肥厂没有办理工业生产许可证，冒用其他厂家的厂名、厂址及工业生产许可证编号并标识在化肥产品的外包装袋上，套用其他厂家的包装袋盛装不合格产品；明知案涉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产品从未进行自检，采取自行定作产品合格证放入未经检验的化肥产品包装袋中；明知案涉化肥厂生产的不是配方肥，却在外包装袋上标识配方肥；明知从2021年起，国家要求对肥料产品的含氯情况进行低氯、中氯、高氯标示，同时也明知使用氯含量超标的肥料产品会对农作物幼苗及土地造成损害，仍然不按要求对生产的高氯产品进行标示。第三，笔者选择以证据材料能确认的销售不合格化肥产品的合计金额7万多元为主张“退一赔三”的基数，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案中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第四，与四川省消委会、巴中市人民检察院、巴中市消委会等专门制定《赔偿金管理使用方案》，明确退赔流程、资金使用等制度安排，并与检察机关、地方政府部门协作监督，为类似案件提供可行性的借鉴与参考。四、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机制的效能提升（一）支持起诉的法律定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支持本案起诉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同时介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亦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本案中，巴中市人民检察院在四川省消委会致函请求协助调查取证后，适用《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通过询问违法行为人、利害关系人进行证据补充，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这种“程序性支持”与“实体性补强”相结合的介入模式，既符合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辅助定位，又实质性提升了四川省消委会的举证效能和诉讼能力。（二）“刑民”衔接机制本案源于刑事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及时移送民事公益诉讼线索，实现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的衔接，有效避免公益损害救济的滞后性和分割性。此外，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中，赔偿金管理始终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难题。本案在赔偿金管理层面注重创新性与实效性，通过“现金退还+实物抵偿”模式，为破解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作者：郭龙伟、易子静，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4 15: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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